见……
主席：总不该无止境他讲话吧。
季米特洛夫：在本案三个月的过程中，你，主席先生，无数次地强调我
沉默，同时许诺了，在案件的末尾我可以为我自己辩护而详细他讲话。这个
末尾到了，可是你违反你的诺言，重新限制我的讲话权利。关于格尼斯道夫
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与汪得刘比一起过夜的瓦深斯基未曾找到。我的找他
的提议曾被认为是无目的的，说汪得刘比在格尼斯道夫似乎是与共产党员在
一起的断言是国社党的证明人——理发匠格尼拉维所捏造出来的谎话，若汪
得刘比在格尼斯道夫是同共产党员在一起的话，那这件事老早就会被调查
的。主席先生，谁也没有考虑到要寻找瓦琛斯基。
带着第一个关于国会起火的消息到了布兰登堡警局来的那个穿便衣的人
不曾被寻找到，直到今天也未弄明白，审查是在虚伪的方向下进行的。国社
党的代表阿勒布列赫是直接在火警以后才离开国会的，也未曾被审问过，不
是在纵火者所在的地方寻找纵火者，而是在没有他们的地方寻找他们，在共
产党的队伍内寻找他们，这是不对的。这便给予了真正的纵火者以逃避的可
能。于是决定了：既然未曾捉到而且也不敢捉拿纵火的真正罪犯，那就得捉
拿别的，所谓“国会纵火者的替代人”……
主席：我禁止你讲这个，我再给你10分钟时间讲话。
季米特洛夫：我有权利提出和有理由对于判决做建议。高等检察官在自
己的演说辞中说他把共产党员的供词看作是不足信赖的。我不是站在这样的
立场上，我不能够肯定，例如说，一切国社党的证明人都是谎言者，我想在
千百万国社党员中也有诚实的人……
主席：我禁止你做这样的恶意的诬衊……
季米特洛夫：然而诉讼中的全体主要的证明人都是国社党的国会代表、
国社党的新闻记者和国社主义的同情者。这还不显明吗？国社党的国会代表
加尔万本来说过，他看见托尔格烈尔和汪得刘比在国会内是在一起的。国社
党的国会代表福莱声明说，他看见波波夫和托尔格烈尔在国会内是在一起
的。国社党的党官格梅尔供称，他看见汪得刘比和季米特洛夫在一起。国社
党的新闻记者维比式德看见唐业夫和汪得刘比在一起。这难道都是偶然的？
以证明人的资格发言的得列舍博士，他同时又是“佛克涉尔—表巴赫特”报
社的同事齐美尔曼……
主席：（打断了季的话）这未曾证实。
季米特洛夫：警察官格列尔在这里援引过1925年出版的一书中的共产主
义的诗词，目的是为了证明共产党在1933年焚烧了国会。
请允许我自己也援引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诗词：
及时准备好自己的智慧，
在幸福的伟大天平里，
极少赋与秤盘泰然哟！
或者你应跳起来，
或者你得垂下来，
你或掌握权威抑或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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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或是凯旋或是痛苦，
或者挥舞沉重的铁锤——
或者站到铁砧的地位。
是的，谁不愿意成为铁砧，谁就应当成为铁锤！
德国工人阶级一般地对于这个真理在1918年尚未了解，在1923年也未
了解，在1932年7月20日也未了解，在1933年的正月又未了解。在这点上
的罪人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维尔斯、结维林、布劳恩、莱巴尔特、克劳
斯曼之辈等。现在，德国工人当然能懂得这点！
在这里关于德国的公权和法律讲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讲一讲我
自己的意见。无可疑虑地，在法庭的判决上时常反映着当时的政治结构和统
治者的政治倾向。
司法总长克尔对于法庭是有威可畏的证明人。我援引他的话：
“形式的自由主义的权利之成见就在于客观性应该是司法的气魄，现在
我们也就到达了人民和司法之间隔阂的根源，而且在这个隔阂之中于最后结
局司法向来是错的。在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候，这个客观性究竟是什么呢？
在作战的士兵是否知道客观性，在作战的军队是否知道客观性？士兵和军队
只知道一点，只有一个理解，只承认一个问题：我应如何挽救自由和光荣，
如何挽救民族？
“于是乎，自然而然可以了解，为你死我活而奋斗的人民的司法不能屈
服于死的客观性。法庭的、检事厅的和辩护处的方针应该完全以一个理解为
标准：对于民族的生命什么是重要的，什么能挽救人民？
“不是表示停滞的无嵴骨的客观性以及因此而对人民顽固、隔离；不是
的，整个的机关和单独个人的一切动作、一切方针都应该是服从于人民的和
民族的切身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