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的因果关系……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的多次供述以及大量的证人证言，
均已证明了病人夏素文的肝硬化已到晚期，死亡将不可避免……。而夏素文
两次接受药物总量仅为87.5mg。这个剂量比照药典的正常治疗给药剂量（25
—50mg/次及100—200mg/日）仍在正常允许范围。还应看到，患者最后一次
接受50mg冬眠灵的时间距死亡时间间隔14小时，而此时药物的最强作用时
间已经过去，结合患者死亡过程中始终没有呼吸抑制及血压下降，与之相反，
患者体温却异常升高，这种表现与冬眠灵的药理作用难以吻合，可见夏之死
并非由此直接引起。
二、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1号《法医学文证审查（死因分析）
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的评价
总的说来，《意见书》对本案的鑑定是客观公正的。尤其是在“案情摘
要”、“病历摘抄”、“调查补充材料”及“死亡经过”等事实的认定上，
是较为全面客观和无可挑剔的。但是，《意见书》也存在个别用语不够严谨
和以推理代替事实的地方……
然而遗憾的是，在《意见书》最后结论中，却出现了“冬眠灵仅加深了
患者的昏迷程度”的字眼。在这里，鑑定人员从前边的“可加深”一语中推
断出了“仅加深”的结论，在字义上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可”者，仅仅是
一种可能，而“可能”并不等于“必然”。但“仅加深”一词，其含义就不
一样了。它至少起了点“加深患者昏迷，促进死亡的作用”。我认为，鑑定
人犯了一个“将可能当作必然”的逻辑错误，违背了逻辑学的充足理由律，
也与《意见书》在前面分析的病人在临终前的表现“与冬眠灵的药理作用难
以吻合”的结论自相矛盾。本案的真实情形是：1两次用冬眠灵在一个很安
全的系数范围内；2两针所间隔的时间前后6小时，而该药在体内的维持时
间也正好是6个小时左右 （见《新编药物学》第12版第239页）；3第1
次用药后，并没发现病人有任何不良反应；4在第二次用药后，经过了 14
个小时病人才死亡。而在这14小时中，也没发现有任何与冬眠灵可以相吻合
的临床表现。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断定“冬眠灵促进了病人的死亡”呢？
在这里，我提请法庭注意，我国的法律规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决不能
以推理为依据，何况这种推理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
三、起诉书适用法律不当，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实施了“违背我国法律的安乐死”，实际上并非“安
乐死”所致，即使病人的死是由于“安乐死”所致，我认为，被告人也是无
罪的。
首先，我国现行的法律虽未对“安乐死”作出认可，但也没有明文禁止。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徵，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志，如
果一种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甚至对社会有利，那么就缺乏犯罪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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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因此，这种行为就是无罪的。本案中，被告人蒲连升只是为了减轻一个
无可救药、生命垂危的病人临死时的痛苦，採取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措施，根
本就谈不上什么社会危害性。
其次，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要件。作为杀人罪，在
主观构成上必须具有杀人的故意，才能构成。而本案的被告人，从其主观心
理状态来看，没有丝毫的“杀人”故意，他们的目的动机是非常明确的，无
论是家属王明成，还是当医生的蒲连升，他们的目的就是一个：减轻病人的
痛苦，如此而已！何况解除病人痛苦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一个医生在自己
的职责范围内工作，何罪之有？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案并不是“安乐死”案件，夏素文的死与被告蒲
连升的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被告人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即使这是
一起“安乐死”事件，也并不违法，因为“安乐死”行为不仅不具备社会危
害性，而且对社会有利，因此不构成犯罪。
（一审判决后，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维持原判）
【评析】
这场法庭辩论是由我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引起的，由于“安乐死”
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且尚未被我国法律认可，所以该案引起广泛的关注，自
是理所应当的事。但为“安乐死”张目正名，却并不是律师的目的，于是作
为被告辩护律师的张贊宁，其实首先是避开了“安乐死”这个敏感的话题，
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而使案件的审理搁浅。他首先用事实和医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