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魏志强再次走进谈话室。
方明远坐在那里，姿势跟几个小时前一模一样——
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盯着桌面。
桌上的白纸还是那张白纸，上面只有他写的“方明远”三个字。
他没有写任何东西，也没有离开过那把椅子。
魏志强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
他把手里的一摞材料放在桌上——
《党章》《纪律处分条例》《廉洁自律准则》，还有几份学习资料。
方明远看着那几本小册子，没有说话。
“方明远，你在这里的时间，不要浪费。把这些材料好好看看。看到有感触的地方，可以写下来。”
魏志强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方明远伸出手，拿起最上面那本《党章》。
封面是红色的，上面印着烫金的书名。
他翻开第一页，是总纲——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这段话他背过无数次，入党的时候背过。
每次开会的时候念过，写材料的时候引用过。
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
先锋队，先锋队的成员应该怎么做？
应该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他做了吗？
没有。
他享受了，他吃苦了吗？
没有。
魏志强没有离开，站在窗边，背对着方明远。
他没有催方明远，也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种时候，不需要说话。
让方明远自己看，自己想。
看得进去，想得通，比说一万句都有用。
方明远翻到入党誓词那一页。
那段话他更熟悉——
“我志愿加入……”
“方明远，你把入党誓词念一遍。”
魏志强的声音从窗边传来。
方明远沉默了片刻。
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但声音还算稳。
他开口了，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像是在对着那面党旗宣誓，又像是在对着自己的过去告别。
念完之后，他低下头，盯着桌上的党章。
谈话室里很安静，静得能听到他的呼吸声——
急促的、压抑的、在努力控制情绪的呼吸声。
“你做到了吗？”
魏志强问。
方明远没有说话。
他没做到。
入党誓词里的每一个字，他都没有做到。
对党忠诚？
他把党的钱转到了境外。
积极工作？
他积极工作是为了升官发财。
永不叛党？
他背叛了党的信任。
他不是党员，成了蛀虫。
魏志强没有追问，转身走出了谈话室。
门关上了，方明远一个人坐在里面。
他没有抬头，盯着桌上的党章，脑子里在回放这些年的经历。
那些他以为已经忘记的画面，此刻全部涌了上来，像决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
他想起第一次收钱的情景。
不是他收的，是方志文。
那时候方志文刚调到柳河镇当镇长，意气风发，干劲十足。
有一天晚上，方志文到他家里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
“哥，这是项目上的。”
方志文说。
他没有问是什么项目，没有问是谁给的，没有问合不合规。
他看了一眼那个信封，厚度不小，然后点了点头，说“知道了”。
他没有拒绝，不是因为缺钱，是因为他觉得，方志文是他弟弟，他不会害他。
而且，他是分管副县长，柳河镇的项目都要经过他，方志文做得好，他的政绩也好看。
从那以后，方志文隔三差五就会来汇报工作。
每次来，都会带一些“材料”。
有时候是信封，有时候是购物卡，有时候是烟酒。
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因为他觉得，这是弟弟的一点心意，拒绝就生分了。
他不知道的是，那些“材料”不是方志文的心意，是那些想从柳河镇项目中捞好处的人的心意。
他只是过了一道手，方志文也只是过了一道手。
真正的受益者，是那些躲在后面的人。
方明远闭上眼。
他想起方志文最后一次来他家里的情景。
那时候审计组已经进驻柳河镇了，方志文的脸色很差，眼袋很深，像是好几晚没睡了。
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茶几上，说“哥，这些东西你收好”。
他打开信封，里面是几把钥匙和一叠文件。
方志文说，省城那两套房子，这是钥匙。
那些文件，是境外账户的资料。
他问方志文，为什么要弄这些东西？
方志文说，以防万一。
他没有再问。
现在他知道，方志文说的“以防万一”，就是今天。
他把信封收起来了，放进了保险柜。
但他没有用上那些钥匙，也没有去过那些房子。
那些房子，成了他犯罪的证据。
方明远睁开眼，盯着那面党旗。
他想起自己入党的时候，站在党旗下宣誓，心里充满了激动和自豪。
他觉得自己终于成为了组织的一员，终于可以为人民服务了。
后来他当上了副镇长、镇长、镇党委书记、县发改局局长、副县长、常务副县长。
每一步都走得顺风顺水，每一步都有人帮他。
他以为是自己的能力，现在他知道了，不是能力，是关系。
有人想用他，是因为他听话；
有人提拔他，是因为他能办事。
他只是一个棋子，被摆来摆去。
但他心甘情愿，因为每被摆一次。
他的职位就升一级，权力就大一分，钱就多一笔。
方明远拿起笔，在白纸上写了一行字——
“我没守住底线。”
字迹潦草，歪歪扭扭，不像他平时签文件时那样工整。
他的手在发抖，笔尖在纸上颤了几下，有些笔画重复了。
他盯着那行字，沉默了片刻，然后又写——
“我对不起组织。”
写完之后，他觉得自己写的都是空话套话，像在写检讨书，像在应付差事。
他又写了一行——“我辜负了党的培养。”
写完之后，他停下来，看着那三行字。
他问自己，这是真心话吗？
是的。
但他问自己，除了这些空话套话，你还能写什么？
不知道。
方明远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
他想起方志文，方志文自首的时候。
至少还有体面——
他自己走进去的，不是被人带走的。
而他是被人从街上拦下来的，戴着棒球帽、口罩，穿着运动服，像一个逃犯。
他不知道方志文在里面怎么样了，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恨他。
他想起妻子。
他走的时候给她打了电话，说“晚上不回来吃饭”。
她问他是不是又要加班，他说“嗯”。
她说“那你注意身体”，他说“你也是”。
他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出他声音里的异样，也许听出来了，也许没有。
她从来不问，从来不多问。
不管他回来多晚，不管他去了哪里，她从来不问。
不是不关心，是不敢问。
她怕问了，他会烦；
她怕问了，会听到不想听的答案。
方明远低下头，又拿起笔。
他写了第四行字——
“方志文，我对不起你。”
他看着这行字，盯了很久，然后划掉了。
不是怕被别人看到，是他觉得，对不起方志文这句话，不应该写在纸上，应该当面跟他说。
但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到方志文。
……
傍晚，魏志强再次走进谈话室。
方明远面前的纸上，写了几行字——
“我没守住底线”、“我对不起组织”、“我辜负了党的培养”。
魏志强看了看，没有说什么。
这些字，他在无数个谈话室里见过无数次，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会写。
有的写得多，有的写得少；
有的写得真诚，有的写得敷衍。
方明远写的这些，不算多，也不算少。
至于真不真诚，他不知道。
只有方明远自己知道。
魏志强在方明远对面坐下，看着他。
“方明远，你想了一下午，想清楚了吗？”
方明远抬起头，看着魏志强。
他的眼睛有些红，眼袋很深，嘴唇干裂，像是老了好几岁。
几个小时前刚进来的时候。
他看起来还像一个体面的官员。
现在，他看起来像一个被掏空了的人。
“想清楚了一些。”
他的声音有些涩。
“但还有一些，没想清楚。”
“没关系。你继续想。明天早上，我再来。”
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方明远。”
方明远看着他。
“你写的这些东西，是你心里想的，还是应付差事？”
方明远沉默了片刻。
“心里想的。”
魏志强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门关上了，方明远一个人坐在谈话室里。
桌上的党章还翻开着，停在入党誓词那一页。
百叶窗关着，看不到外面的夜色。
但他知道天黑了。
因为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几次，又亮了，又灭了，又亮了。
他盯着门缝下面透进来的那一点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明天，明天魏志强再来的时候。
他要说什么？
是说真话，还是继续这样磨下去？
“要不要把老聂供出来？”
“如果老聂知道我把他供出来了，他会不会对方家的人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