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我跑过，也认过


    四月里他转正了。


    合同是罗经理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比试训的那一份更厚，条款也列得更详细：全年出场次、出勤要求、奖金分类明细、安全责任、媒体义务。一式两份，签字的地方贴着两道淡黄色的标条。最后签字的时候，罗经理说了一句：“你现在不是试训的了。以后出门说话，要从队里的观点出发，保证队的权益。“


    梁博拿着那张合同在玻璃房里坐了一会儿。他想起签试训合同的时候也是坐在这个位置，笔落在规定那一栏，名字前面两个字是试训。现在前面那两个字变成了“正式车手“。他手上现在有两张能拿出去的东西：一张是城南那家台架公司的工牌，“技术部梁博“；另一张是车队的工作证。一张证明他是个上班的人，一张证明他是个车手。两张卡都在他钱包里搁着，一张比另一张旧一些。


    到六月为止，他跑了六场。成绩不算惊人：两个组别第一、两个第二、一次退赛、一次被撞。他没拿过全场冠军，也没上过什么大新闻。半年下来，队里的人对他的看法变了——不再是“杨哥带来的那个人“，而是“那个稳的人“。技师们调车之前会先问他一句“你觉得呢“，罗经理排场次的时候会把他的名字写在第二行。


    成绩之外，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场雨战。排位赛前半段他跑得保守，第九位发车；正赛第三圈开始下雨，前面有两个人冲出赛道，赛会出了安全车。他在安全车后面那两圈做的事很简单：把胎温、水温、雨刷速度、油门开度全报给工程师，一句一句说清楚。等重新发车，他连着超了三台，最后拿到组别第一。


    那场之后，林风第一次主动跟他说了一句关于开车的话。


    “雨里你怎样知道该收。“林风问。


    “我不知道什么该收。“梁博说，“但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不该给油。“


    “这不一样吗？“


    “不一样。“梁博说，“该收是怕，不该给是要算准。“


    林风站在那儿想了几秒，没再问。他从进队一直到现在还是那副样子——快、狠、不留余地；六场里他拿了两个全场第一，也有一场直接在第七圈把车开进了轮胎墙。队里的人叫他“疯子“，可叫完还是要给他修车。


    有一回在工位上，梁博看见他把那份自己写的小方块路书从背包里拿出来，压在工具箱最底下。他没有说破，也没有问。


    四月底有一场在东莞，梁博排位第五，正赛第三。赛后有别的车队的人从他旁边走过去，声音不大，但他听见了：“就是他。“


    “哪个。“


    “那个跑地下赛的。“


    “哦。“那人“哦“完还补了一句，“命好，跟对了人。“


    梁博站在维修区里，手里拿着头盔，没有回头。他把头盔往腋下一夹，往车那边走。他这两年听过不少这种话，早就不觉得刺耳。可他清楚这些人的意思——他们不是说他不快，是质疑他，翻他以前的黑历史：一个蹲过看守所、判过缓刑的人，跑得好是运气，跑不好就是活该。


    还有一句比这更难听的，是散场时从另一个人嘴里出来的，那人以为他走远了：“这种人不稳的。他当年就是失控撞的，你敢让他跑关键场次？“


    梁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来。那句话指的不是东莞那场，指的是2017年——东望洋那一下。那件事他自己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自己那颗不肯收油的心，还是别的东西。老杨至今不肯解释。他走出维修区的时候抬手碰了一下后颈，像要把什么东西拍掉——案底、质疑、“会不会又一次失控“，一样都不会写在合同里，可一直是他的过去，他得一直背着。


    钱的事也变了。转正以后他一个月拿到的比在台架公司多，奖金另算。他把寄回家的数从一千提到了一千五，母亲在电话里推了两次，他说“我这边够用“。他自己还是那个数——房租、吃饭、车费，一个月不超过三千五；剩下的他都存着，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


    五月里他动过一个念头：让母亲来广州玩两天。他想过路线，想过住哪儿——公寓太小，可以订个便宜的旅馆；想过带她去看什么，要不要去看他的赛车。


    可这个念头想到最后一步就停了：母亲要是来，父亲也一定一起过来的；他也一定会被问到那一年。


    那件事他还没准备好说。所以他把这个念头记在了本子上，写了四个字：“等明年。“


    玻璃房那台旧空调响得厉害，罗经理把一份活动流程推过来。


    “活动的事，跟你说两句。“他说，“十八号，天河的酒店，赞助方的场子。你要上台讲两句。“


    “我上去说什么。“


    “有人问你，你就答。答不上来的，说''这个我不清楚''。“罗经理顿了一下，“还有一件事——别在台上提你那台电脑。“


    “为什么。“


    “队里想把这件事往上立项，走正规流程。“罗经理说，“可上面要合规、要报备、要一份一份地审。现在这东西是挂在半空的：没人说不行，也没人签字。你要是先在赞助方台上讲了，等于让队里去接一个还没有经过审批的东西。“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罗经理说，“半年也有可能，一年也有可能。“


    梁博把那份流程拿在手里，点了点头。出门的时候他把那张纸对折了两下，塞进外套口袋——卡住那套东西的地方不在车上，是在这张没人签字的纸上。


    六月初，他给李烈打过一个电话。他打过去的时候心里其实没想好要说什么，只是想跟那位老人说一声——说他有了合同，说他不再只在一个地方上班，说他现在能自己去外地跑比赛了。


    李烈在电话那头听完，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知道了“。第二句是“别开快车“。第三句他顿了一下才说：“有空过来吃饭。“


    挂了电话，梁博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三年前李烈在法院后面那条小街上跟他说过“你先干着“；这句“有空过来吃饭“，他听得出分量——那不是客套，是老人愿意把话说得更长一点。


    六月中的赞助商活动，是在天河一间酒店办的。车队来了十几个人，都换了衬衫；大厅里挂着品牌方的大幅海报，几台车摆在台上，灯光打得很亮。主持人是个年轻女人，手里拿着提词卡，一个一个介绍车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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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她照着稿子念：“梁博，见胜队正式车手，本赛季南方系列赛1.6组两个分站冠军……“


    2017到2018年那一段，是空白的。梁博站在队伍里，脸上没什么表情。那份履历他在手机上过过一遍——就是休赛日那晚，公关部让他核对的那份。他知道那不是恶意：他们只是想让他看起来干净一点，好让台下的赞助商舒服一点。


    他衬衫的领子是新熨的，硬，卡着脖子。灯从上面打下来，照得他胸口那个号码发白。


    台下前排有人低声问了一句。那句话声音很小，可他站得近，听见了：“就是那个跑地下赛的？“


    旁边的人大概是“嗯“了一声。台上主持人还在念别人的履历。


    活动后半段是车手访谈，主持人临时从队伍里点了三个人上台，其中一个就是梁博。前面两个队友讲得都挺好：一个讲自己入行十年，一个讲明年的计划。轮到他，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常规的问题：“梁博，你觉得这一年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他握着话筒，看着台下那一排排脸。话筒里有一点点电流声，他的手指在话筒杆上蹭了一下。


    他本可以照着公关稿讲：讲训练的强度、讲团队的帮助、讲自己对赛季的期待。这些话他已经一早背下来了，说了也没有人会不高兴。


    可他想起了刚才那句“就是那个跑地下赛的“，想起东莞维修区里那两句，想起台下那些人眼里那条被跳过的空白。


    那份稿子是他自己在手机上核对过的。那一段空着，他当时也没说什么。


    他开口了。


    “我2015年从广州开始修车。“他说，“2017年我在香港跑过地下赛，赢过几场，也撞过车。2018年我判了缓刑，八个月，罚了五万，驾驶证被收。“


    大厅里有一点动静，有些人开始调整了坐姿，开始在认真听。


    “那一年我在一家做台架的公司上班，每个月报到，卡上的钱花到三千以内。“梁博说，“去年冬天我到这个队，开始试训，今年四月转正。“


    他停了一下。


    “我跑过，也认过。“他说，“这一段是真的，不写也是真的。“


    话说完，大厅里安静了两三秒。那两三秒里没有人拍手，也没有人打断。话筒里还有一丝微弱电流声。后来是最后一排有个人先拍了两下，接着是台侧的几个技师，再后来掌声连起来。罗经理坐在第二排，笑着点头，可梁博看得出他的笑有点紧——这段没在流程里。


    台下前排那几个赞助商的表情他看不清楚。有一个在跟旁边的人低声说话。林风站在队伍最边上，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掌声起来的时候，他把头低下去，看了一眼自己的鞋。


    活动结束以后，老杨在门口等着抽烟。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了一支递过来。梁博摆了摆手。老杨就把那支叼在自己嘴上，点上，吸了一口才说话。


    “你嗰几句。“他说，“讲得啱。“


    “罗经理会不会不高兴。“


    “唔会。“老杨吐了一口烟，“佢今日头都大晒，但佢知你冇讲错。“


    他把烟按在门口的灭烟柱上，忽然又说了一句：“嗰个后生仔，你睇实啲。“


    “林风？“


    “佢唔系坏人。“老杨说，“佢系冇保险。你自己都讲过——冇保险嘅枪，唔系射人，就系射自己。“


    梁博站在那儿没说话。那句话是他自己说的。现在从老杨嘴里出来，他听着像换了个人说的。


    罗经理确实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在下楼的时候跟梁博并排走了一段，走到车边上才开口：“以后这种事，先跟我说一声。“


    “好。“


    “我不是不让你说。“罗经理说，“但是我得知道具体要怎么接。“


    夜里他一个人走出酒店，在路边站了很久。


    广州的六月已经很热了，路上都是穿短袖的人。他站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下面，看着那些车一辆一辆过去。他忽然想起自己在南泰路铺面里蹲着拆车的那些日子——那时候他连“职业“这两个字都不敢想；也想起他在公交站台边上等老陆电话那次，穿着一件湿了的t恤，卡上剩着四万多块钱。


    他掏出手机，翻到母亲的号码，这一次拨了出去。


    “妈。“


    “博仔？“母亲的声音有点意外，尾音还是往上挑那一下，“这么晚。“


    “没什么事。“他说，“妈，我今年年底回去。“


    那边安静了一下。


    “好。“母亲说，“你回来我就煮东西。“


    挂了电话，他站在台阶下面，把手机握在手里，很久没有动。屏幕上那一行通话时长还亮着。电话里他应下了“年底回去“——父亲那句“我没事“搁了三年，他还没想好回去怎么接。


    就在他转身要走去打车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一下。


    是一条短信。罗经理发来的：“今天你讲的那段，赞助方那边没说什么。但你心里有数——队里明年要报的名单上有你，也有林风。你们两个，队里只能给一台好车、一台老车。“


    梁博看着这一行字，看了很久。屏幕的光照在他鞋面上，他把那一行字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最后什么都没回。


    那把“没有保险的枪“，今天刚有人跟他提过一遍；这条消息紧跟着就到了——两样东西都上了膛，都还没响。


    回公寓以后，他把那张正式合同放在桌上，跟那本旧账摆在一起。合同上是“全年场次、出勤、奖金、安全责任、媒体义务“，旧账上是“再拼一年“和三十七万。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会儿，把台灯关了。


    躺下来的时候，他想起台上那盏灯——照在身上的时候是热的，可他手心里全是汗，跟跑完一场下来一样。


    包里那台电脑今天没有开过。按罗经理的话，它连名字都没在台上露过；合规那边那张纸，到今天还没有人签字。


    半年以后，这个世界会替所有人按下一次暂停键。他所熟悉的每一条路——赛道、车房、出差、探望——都会在某个早晨同时按下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