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根据的武断不予以考虑。”


    “为什么书中的女性全是美丽的？俄罗斯人是不喜欢如此夸耀自己的女


    人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果戈里等伟大作家善于揭示人性的丑恶。这是典型


    的美国风格！而且书中有黄色甚至色情的描写，这绝对不是俄罗斯风格……”


    被告方面的另一位法国证人埃马吕埃·达斯蒂埃紧接着发了言。他的话


    正好击到了克拉维钦科的痛处：


    “让我们回忆一下克拉维钦科‘选择自由’的时间吧！他在祖国遭受危


    难的时候背离了祖国。在我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犯罪和叛变。说到他的书，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出版方面的事情，它既没什么文学价值，也无积极的社会


    意义。它是一桩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是为迎合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而做的肆


    无忌惮的宣传，说它是一件纯粹的宣传品也毫不过分！”


    诉讼第四天，克拉维钦科的证人开始出庭作证。


    首先出庭的奥尔加·玛申科夫人略微有些激动地叙述了自己的遭遇：


    “革命后，我被认定为富农，从前的剥削阶级，因而失去了投票表决的


    权利。一天，他们把我逐出家门，赶进冰天雪地中，查封了我的家，当时我


    已怀孕八个月……”


    接着出场的是基伊诺先生，他用平静的语调叙述着自己的事情：


    “我是一名工程师……1938年5月10日，秘密警察逮捕了我，指控我


    参加一个反革命的布哈林组织。我从未涉足政治，可横祸依然莫名其妙地落


    到头上。直到后来我才搞明白，当时时兴用这个罪名来剷除异己。我曾经两


    次被打得昏死过去，由于我拒绝在检察长填好的声明上签字，被列入了 ‘审


    讯无结论’名单。两个星期中，警察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我，不让我合眼……


    最终，他们失去了耐性，威胁要逮捕我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于是我被迫签字


    认罪，承认是一个布哈林——托洛茨基联盟的成员……对我的正式审判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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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1点钟进行，连20分钟都没用到，出庭的只有法官、预审法官和秘密警察


    的头目。我申辩自己不是罪犯，是在酷刑下籤的字，不过没有人听我的话。


    经过6分钟的会议，我被判处在‘特别营’服刑18年。在我那间牢房里，满


    满地关着136人，我们只得轮流睡觉，1/3的人睡在地上，其余的人靠墙站


    着，等待轮到自己……2月，我被装进了一节火车，送往西伯利亚。火车到


    达目的地后，我们被士兵押送着徒步去集中营，一共走了两天的时间。掉队


    的人一律就地枪决……我被分配到用桦树做枪托的大队。这项工作真是可


    怕，清晨5点钟起床，穿着木拖鞋，走12公里的路到森林去。天是那样的寒


    冷，身上的汗水都结了冰……”


    “终于有一天，人们向我宣布，我的案件已经复查了，我没有罪，我自


    由了。这真像是一场恶梦。”


    这时被告方面马拉塔索律师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我必须提醒法庭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克拉维钦科先生的所有证人都是


    在红军到达乌克兰时出走的，因为他们曾经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害怕可能会


    遭到的惩罚。因此，他们相当于1944年盟军解放法国时逃离法国的自卫队士


    兵和德国合作者。他们的证词是片面的，不可信的，我请求法庭认定这一点。”


    1949年2月2日，又轮到被告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


    美国记者阿尔贝·卡恩直截了当地切入整个问题的实质：


    “克拉维钦科是个叛徒！他的煽动性的书属于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


    这个阴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后不久便已出笼，并且给世界人民带


    来了无数的痛苦……”


    阿尔贝·卡恩接着回忆了自己在苏联作为战地记者採访时的经历：苏联


    红军是如何英勇地抗击德国法西斯，苏联人民是如何默默地忍受战争的痛


    苦。最后，他激动地说道：


    “克拉维钦科个人只不过是一粒沙子，或者说是一粒尘埃，但他竟变成


    了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徵。他所代表的东西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美国


    人民、法国人民以及世界和平都是危险的。他的书属于一种战争宣传。”


    克拉维钦科气得面色通红，他忍无可忍地高声喊道：


    “卡恩先生谈到阴谋，但他丝毫没有讲共产党的阴谋！他提到了法西斯


    的恐怖，可他一点儿不涉及共产党的恐怖！正是因为不喜欢在自己的祖国内


    发生着的恐怖，我才勇敢地站到了这儿进行这场诉讼。”


    法庭上的交锋开始白热化，双方的律师都站了起来，激辩随之发生。


    “一个记者曾经写道《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作者是尤金·莱昂。”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