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曼先生喊道，“为什么克拉维钦科从不追随他呢？”


    “那是另一个问题。你应当很清楚，《法兰西文艺报》断言书是一些流


    亡俄国人写的！”伊扎尔反驳说。


    “你为什么选择在法国进行这场诉讼？”诺德曼目光炯炯地盯着克拉维


    钦科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质问。


    “因为法国共产党值得警惕。”克拉维钦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大厅里迸发出支持的掌声。然而被告席上，人们也不无欣喜。克拉维钦


    科刚才过于冲动说的一番话不正是招供了他的反共阴谋吗？


    1949年2月9日，星期三，诉讼第七天。


    克拉维钦科的前妻戈尔诺娃夫人出庭作证：


    “我最伤心的回忆，便是想起克拉维钦科曾是我的丈夫。我同他结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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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19岁，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当我有孕在身的时候，他动不动便找


    碴和我吵架，因为他不想要孩子，不断地逼我流产，我不知哭了多少回。他


    打我，摔餐具，还时常喝得醉醺醺的……”


    克拉维钦科用手指着前妻，叫嚷起来：


    “别听信她的鬼话。她父亲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在大清洗中被抓了起


    来，她站在那里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是苏联警察制度的牺牲品，一个活生


    生的例子。她在撒谎，因为她是被迫站在这里的。人们强迫她说违心的话。”


    第二天，来自苏联的证人们继续出现在证人席上，其中有科利巴罗夫工


    程师。他说：


    “我是在克拉维钦科担任巴尔布莱斯克拖拉机厂厂长时认识他的。我受


    命进行调查，因为工厂一团糟。我发现克拉维钦科涂改了统计表，贪污了巨


    额款项。他被判处两年强制劳动，由于退赔了贪污的钱，被减刑一年。”


    乔治·伊扎尔律师站了起来。


    “我请求法庭考虑科利巴罗夫先生的这段证词，因为里面存在明显不合


    逻辑之处。试想，如果克拉维钦科先生负责巴尔布莱斯克拖拉机厂的时候不


    是干得非常出色，他怎么会成为苏联驻华盛顿採购团的代表呢？一个因贪污


    而判刑的人后来竟被赋予如此的要职，这简直不可想像。唯一的解释是，科


    利巴罗夫先生是在作伪证。”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苏联证人是红军的代表鲁登科将军。他说道：


    “在作证之前，庭长先生，我想要说，我把克拉维钦科视为一个背叛祖


    国的叛徒，一个战争罪犯。一个犯人不是作为被告，而是作为原告出现在法


    庭上，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事情真是前所未闻……”


    鲁登科接着说：


    “克拉维钦科的言论被看成是同盟国阵营出现的第一条裂痕，受到了法


    西斯分子的欢迎。德国人把他的话印成传单，投向我们的部队……德国人利


    用叛徒的无耻诽谤企图瓦解我们的军心，而美国人为了准备一场新的战争，


    需要一个反苏专家。苏联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不管怎么讲，你们还是攫取了东欧！”克拉维钦科喊道。


    将军对他根本不屑一顾，继续自己的发言：


    “我们与自然作斗争，让河流改道浇灌沙漠，让沼泽变为良田……”


    “先把自由还给人民，再使从前的受压迫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庭审继续进行。原告方商也推出了更为有力的证人，她便是玛格丽待·布


    贝——诺曼夫人，德国哲学家马尔丹·布贝前妻的女儿，德国共产党前政治


    局成员海因茨·茨曼的遗孀。她用平淡的语调说：


    “1931年，我丈夫希望用武力同国家社会主义作斗争，但这违背了党的


    政治路线，他被赶出了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希特勒上台以后，我们亡命到了


    瑞士，但恶运并没有结束，希特勒向瑞士要求引渡我丈夫，危急时刻，苏联


    向我们提供了避难所……”


    “莫斯科的气氛转眼变得令人窒息。1937年，我丈夫因为拒绝承认他以


    前写的一本书中的 ‘政治错误’，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了。自此之后，我


    再也没有见到他。不久，我也被捕了，被视为 ‘社会危险分子’，判处在西


    伯利亚服五年苦役。集中营很大，相当于两个丹麦那样大，那里没有高墙，


    但根本不可能逃出去，试图逃跑的人最后都葬生在茫茫雪原里。”


    “1940年，”诺曼夫人接着说，“德苏条约签订后，我被带到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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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告诉我，驱逐出境的决定取代了强制劳动的惩罚。我被押解到德国边境，


    交给了党卫队。”


    “我的同伴都是德国人或中欧人，其中有一个是曾任德国共产党机关报


    编辑的匈牙利犹太人，一个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