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财政方面的利益？”


    伊藤法官同意玛西亚·克拉克拒绝回答。


    可纽菲尔德马上换了个角度，重新展开了进攻：


    “如果有一点样本，在6月天被放进很热的卡车，隔绝空气长达七个小


    时，而且这七个小时里样本又一直湿乎乎的，那么，败坏的过程能否持续下


    去？”


    “你说的有多热？”证人脱口问他。


    起诉方立刻蜂起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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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处理和收集证据的工作她不会知道的。”法官最后说道。


    5月15日，罗宾·科顿博士作证的第六天，纽菲尔德律师乘势追击。他


    提及1988年对塞尔马克实验室的那项测试，指出那正涉及两三种样本装入一


    个试管，非常类似于本案的情形。


    罗宾·科顿博士立刻反对：“我并不认为，由于我们的一些检验出现了


    错误，我们的其它工作就无法适用。”


    “是不是可以说，塞尔马克的差错率达到了五十比一？”纽菲尔德窃笑


    着问，起诉方又是一片声地反对。


    另一方面，证人西姆斯指出，o·j·辛普森的野马车里发现的血迹，分


    别相符于这位被告和两名被害者；而犯罪现场辛普森太太家门外发现的三处


    血迹，均符合辛普森的dna类型；至于辛普森家发现的手套上的血迹，则属


    于这三人的混合物。


    “照你的说法，辛普森先生是这些血迹的来源？”起诉方的赫尔曼先生


    问道。


    “是的。”证人肯定地说。


    赫尔曼决心给陪审团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向证人提问道：


    “现在， dna能飞吗？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这一点，是


    吧？”


    “不，我不认为它有翅膀。”证人说。


    “那，如果它来自一只鸟，又该怎么样——它能飞吗？”赫尔曼继续问，


    “一个运动员的dna是否比一个死人的dna更有能耐运动？”


    杰出的干将贝里·谢克律师立刻高声提出抗议。


    接着，他提出了一连串假设性问题：


    如果警察把尚未凝结的血样放进背包，再扔进闷热难当的卡车，血液样


    本会变成怎样？谢克向证人追问道。那么，警方后来为什么又对血样强行扣


    留？如果实验人员在处理血样和处理其它物品的过程中间不换手套，那会造


    成怎样的后果？


    “是说谎。”福尔曼咬着牙，朗声答道。


    对福尔曼的第一次质询是在3月13日，是由经验丰富的大律师李·贝利


    进行的。他想让证人可疑的一面暴露在陪审团面前。做这种毁灭性的工作，


    李·贝利真是得心应手。


    在他的询问下，福尔曼警探承认，他“在失去一个很有趣、很复杂的案


    子时，会很失望的”，贝利律师的机会来了，他马上问道：


    “作为这种信念的结果，你会决定做些什么吗？”


    “不。”福尔曼尽可能清晰地答道。


    贝利律师要求警探逐分钟讲清楚他在南邦迪街875号辛普森太太的住宅


    以及北洛金汉街360号辛普森先生的家里所做的一切。


    对此，玛西亚·克拉克立刻表示反对。“庭上，”她对伊藤法官说，“被


    告方表现出一种事实上的不可能性，他们从来没有，也从来不会表现出任何


    机会，提供出任何证据，表明警探福尔曼先生栽赃过任何东西！”


    贝利律师并不气馁，他字斟句酌地问：“福尔曼警探，你曾经否认过认


    得凯萨琳·贝尔，同样，你也曾宣布在辛普森先生家发现了一只右手的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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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对这些态度的真实性你感到满意吗？你真的肯定从没有见过凯萨琳·贝


    尔，正如你同样肯定，你发现了我们正谈的这只右手的皮手套？”


    贝利律师紧紧盯住了福尔曼宣称自己在那天凌晨三点半时从邻居院里观


    察戈尔德曼尸体的那五秒钟。他暗示，在那个晚上，警探有足够的时间赶过


    去拾起手套。


    至于野马车上的血迹，律师只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那时你知道野马车上有血吗？”


    “不知道。”福尔曼答道。


    “你用手套在野马车上擦过吗，福尔曼警探？”


    “没有。”


    福尔曼说，在对戈尔德曼的尸体进行检验时，他所看到的只有那一条伤


    口。


    “那一双手套又怎么样呢，警探？”贝利立刻追问道，“你在那里看到


    了一双手套？”


    “我看到的是一只手套。”警探答道。他接着讲到在辛普森家里发现的


    另一只：那个地方很黑，早上六点钟天还没亮，头顶又罩着浓密的树叶。


    “那么，你预感到会发现什么吗？”律师问道。